* 家庭主妇是“理想职业”吗？ [430.jpeg] -- 2005年夏，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曾以上海和东京为样本城市，抽样调研中日两国16-19岁的年轻女性对未来的态度。当被问及自己的职业理想时， 中国女孩的前五位多是诸如公司首席执行官、高级管理层或经理等，而日本女孩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排名第一的则是——家庭主妇。 这个调研结果当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，因为和许多国人一样，我几乎从不把“家庭主妇”视为一种职业，更不必说是女性的“理想职业”了。现在十年过去了，当 年这些曾接受调查的少女们或许也已成家立业，她们会发现：中国社会的风向又已发生了变化。如今，正有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在婚后当家庭主妇。 两难选择 和国外有些偏保守倾向的文化氛围下“从小立志当家庭主妇”的倾向不同，当下中国都市中女性在婚后选择做家庭主妇，多被当事人描绘为一种出于实际考虑的临 时性选择。在我的周围的人际网络中，就能接触到很多这样的个案，其共通之处在于：促使女性向家庭主妇转变的关键因素，不是结婚，而是孩子的降生。 这些年来保姆的人工费见涨，甚至可能比自己的薪水还高；近年来保姆虐待儿童的报道屡见报端，实在不能放心而得自己带；父母老迈多病，不能帮忙；即使父母 -- 如此，她丈夫大概也不愿意。 不难看出，在这种心理因素下，“家庭主妇”不是一个自己人生的长远理想图景，而仅是为了孩子而采取的一种阶段性的战术妥协。当孩子上学之后，有些妈妈也 会重回工作岗位，但不可避免也有些人自此适应了家庭主妇的生活。在我家邻居中，有一位个性甚强的母亲，她不是被迫而是主动地选择了当家庭主妇：她原本事 业也还平顺，但怀孕后就决定辞职，虽然两边父母都愿意带孩子，但她却不放心，一定要按自己的方式来抚养孩子，孩子三岁上托班后，她被德国老板召回原公司 ，然而上了一年多班之后，她再次离职，原因是她觉得这几年还是孩子人生的关键阶段。 -- 怨“阿姨的人工费简直比我的薪水还高”，但还是宁可这样，因为自己职场如果断档了三年，那长远来看得不偿失。 正由于难以兼顾，所以人们在述说自己为何选择当家庭主妇时，更多自认这是一种“放弃”或“牺牲”。两难的原因说到底，女性自我角色设定的冲突——自我实 现的逻辑（事业有成、实现理想自我）更重要，还是母性逻辑（身为母亲应悉心照料孩子）更重要？ -- 怀有这种两难选择的，多是在目前新兴的社会中产阶层之中。因为收入较低的阶层往往也无从选择，而已实现财务自由的那些，也不必多想——她们可以在家请两 个保姆分别做家务和带孩子，自己则在家做任何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同是“家庭主妇”，意味可就大不相同了。 话又说回来，对照料孩子和家庭，人们也并非没有选择：他们可以选择“长辈转包”（由老人来带孩子）、“市场转包”（雇佣非家庭成员的保姆），最后才是核 -- 为是建立情感联系的重要情境。 美国律师、社会活动家Bella Abzug：“我更倾向于‘持家者’一词，因为‘家庭主妇’常常暗示也许别处还有一个妻子。” 令许多人为难的是，除了“自我实现”、“母亲”这两重自我期许的角色之外，女性还有第三重角色的压力——“妻子”。如果说传统时代女性从小就被教导准备 -- 时常听人半开玩笑地说“一孕傻三年”、“我怀孕后胖了二十斤，在家一年多了都没减下来，都被我老公嫌弃了”，心情低落还来自闺蜜狠批“看看你现在，当了 几年主妇也不打扮了，真要成黄脸婆了，你不知道现在外面有多少小狐狸吗？”都是这种心态的折射，它要求家庭主妇们：“主妇”并不只是收拾家务和照料孩子 ，你还得做你自己，同时仍保持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女人。虽然男性未必都有这样苛刻的要求，但这却常内化在女性对自我的期许之中，而能同时完成这三重任务的 人显然不会太多，这就是压力的根源。 “当家庭主妇”是经济问题还是政治问题？ 在我们以往所受的教育中，“解放”是女性权利的主基调，因此不免会把女性回归家庭视为一种不可思议的退步，甚至就算从小家庭来说也不是培养女儿成长的目 -- 不过历史地看，其实职业女性才是一个短暂的新现象。虽然现在的上海女孩子立志于职场发展，在早先也堪称中国最现代化的都市，但据美国学者曼素恩的看法， 在解放前的上海宁波帮中也存在一种“主妇居家崇拜”（the cult of domesticity），他们以女人外出工作为有失身份的事。《私人生活史》第五卷“现代社会中的身份之谜”中说：“温顺的家庭主妇，不管在过去还是 现在，相比具有独立个性的女性，都是更理想的婚姻伴侣。”这当然是从男性视角出发的，也并不一贯如此（例如中国至少有一个时期，为人称羡的理想城市家庭 形态是“双职工”，夫妻共同工作因而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），但却被证明是一种顽强的意识形态，并不一定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而发生变化。 这方面最典型的可算是日本。在20世纪初的日本少男少女杂志上，其最高志向就被描绘为这样：男子是成为大将/大臣，女子则是做家庭主妇。即使在太平洋战 争爆发后，东条英机在演说中都还强烈反对征用女性劳动力，认为她们应继续行使作为母亲、妻子、主妇的“本来使命”。日本女性一贯被视为温良的家庭主妇的 典范，以至于风传“人生最幸福的莫过于开美国车、吃中国菜、住英国房子、娶日本老婆”——这里的“日本老婆”自然不是一个职场女性的形象。然而正如日本 学者原田康平等人指出的，这种奠基于日本社会“年功序列制”之上，“只依靠户主工资生活的核心家庭的专职家庭主妇化倾向，应该说很大程度上是来自这种‘ 对未来的放心感’。”与之相比，当下中国都市社会的普遍心态，却是“一切皆有可能”，很难感到有一个“确定的未来”。 但有一点大概是相似的，即中国当下都市中出现的“家庭主妇回归潮”与社会的富裕化是分不开的。在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，选择当专职主妇的女性从1955 年的517万人跃升为1970年的1213万人（浜野洁等《日本经济史，1600-2000》）；而在社会和经济体制崩坏之下，希望妻子婚后当专职主妇 的日本男性比例，已从1987年的38%，跌到2002年的18%（三浦展《下流社会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》）。 -- （其实中国社会当下的情形也类似，除了种族色彩不强） 家庭主妇的形象与角色，本质上与经济状况关系不大，甚至也不一定与现代化进程有关，而更多是与妇女地位有关。爱尔兰剧作家St. John Greer Ervi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访美国，受一家庭招待，见主妇朴实不造作，便夸赞：“You are very homely.”然而令人尴尬的是：homely一词在英式英语中指“朴素的”、“家常的”，在美式英语中却指“不漂亮的”、“丑陋的”。这种词义变迁 或许正是因为美国妇女相对更有自由发展的机会（因而也是“最糟糕的家庭主妇”——据孙隆基言），因而认为外出的女性更有魅力吧。虽然很长时间里美国社会 也存在大量反对妻子外出工作的声音，但妈妈的家庭主妇角色，却是战后进入社会就业的新女性所要全盘否定的。 是不是成为家庭主妇，这到最后来看并不是一个经济学问题——如果纯粹只是人力成本的考虑，那倒也好，这意味着社会也能像北欧那样，如果爸爸收入不如妈妈 ，那就爸爸离职在家带孩子，然而问题是这样的“全职爸爸”在中国城市里极为罕见。所以为什么是讨论“女性要不要做家庭主妇”，而不是“男性要不要回家带 孩子”呢？这在上海这样女性职场发展往往不输于男性的城市中，原本也应是个现实的问题。 按第二次女权主义运动的共识，性别不平等的根源就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权力控制，而其中“最强悍牢固的意识形态就是将妇女建构成家庭主妇”。但如果女性的权 利得不到改善和保障，甚至“与老公离婚就没饭吃了”，那对女性来说很自然的想法便是推迟或放弃生育，乃至选择不结婚，这被一些韩国媒体称为女性的“生育 罢工”。朴光骏等日韩学者认为，正是对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东亚少子化等一系列问题。 -- 结构和父权制体制的情况下，而让她们单独承受所有后果了。概言之，“主妇居家”不是“一个问题”，而是与“许多问题”相纠结的一环。 原标题：《家庭主妇是“理想职业”吗？》 阅读原文